9月8日上午，由中国科协与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在石家庄市河北会堂举行开幕式，本届会议主题为“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大会主席韩启德致开幕辞。全文如下： 
 
尊敬的王兆国副委员长，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华北重镇石家庄，隆重召开第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本届年会以“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为主题，按照大科普、学科交叉和为举办地服务的年会定位，开展学术交流，举办科普活动，组织专家建言献策，努力把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的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科协，向出席年会的专家学者以及海内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给予本届年会大力支持的河北省委省政府以及各有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河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科技昌明的省区之一。河北有建于隋代的赵州桥，它享有“坦途箭直千人过，驿使驰驱万国通”的美誉，河北有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建筑设计蓝图——《兆域图》，从河北这片热土上，走出过《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数学成就领先世界千年之久的祖冲之父子、天文学家郭守敬等古代科技大家。近代以来，作为西学东渐的前沿，河北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碰撞交汇的重镇。詹天佑主持修建的滦河铁路大桥、京张铁路，李兆兰负责的我国最早成立的省级农业试验机构——“直隶农事试验场”，都是现代科学文化影响的成果。今天的河北，继承了重视弘扬科学文化的优良传统，先后走出了师昌绪等近70位两院院士，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近400万，位于保定的“中国电谷”是国内最大的风电叶片产业基地。河北发展的历史表明，优秀文化是科技创新的活力所在、根基所系。今天，我想围绕科学文化与科学精神问题谈几点看法，与大家交流。

　　科学文化是一种集体创造，是围绕科学活动所形成的一套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制度约束、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早在16、17世纪，当自然哲学家、博物学家们开始组建学会，将理性探索与经验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科学方法，并提出科学共同体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宗旨之时，科学文化便登上了历史舞台，科学家成为科学文化的引领者和实践者。经过18、19世纪的科学社会化进程，科学技术成为一种与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建制化社会活动，科学文化也广泛渗透进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之中，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科学文化的核心是科学精神。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以追求客观真理为目标，自由探索、理性质疑、执着求新，为人类的进步、幸福和自我解放而不懈奋斗，展示了科学精神对塑造人类精神世界和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中国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对此有着透彻的理解。早在1916年，中国科学社的创建人任鸿隽先生就指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竺可桢先生也曾坦言：“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金石之言，掷地有声。这样的精神高度，值得我们毕生去追求。追求科学真理，究其根本，是人类求知的本能，是人类对意义的探求。只有保持这种追求，才能产生对科学的激情，才能克服浮躁，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研究，才能不怕失败，百折不挠，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远走得好。追求真理就要承认未知、宽容失败。科学研究不是要终结对真理的追求，科学从来都是在不断纠错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承认未知，科学研究才有进步的可能；宽容失败是新思想、新观点萌生的有益土壤。我们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更要有宽容失败的胸怀，要鼓励多元思考，让那些敢于冒尖、勇于打破常规的“出头鸟”有广阔的舞台。我还认为，坚持追求真理为核心的科学精神，需要克服功利主义的科学观。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与技术的距离越来越近，对经济和社会活动带来越来越大的直接影响，人们对科学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往往寄予过高的期望，常常过度要求科学获得即时效益，从而妨碍对真理的追求，屏蔽科学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甚至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带来行政对科学的过度干预和学术自主的丧失。这是我们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需要注意的另一方面。